1950年刘忠正要入朝却被中央叫停：刘忠该留给我

  刘忠将军作为解放战争中的关键人物，他的军事才能与指挥能力受到极高评价。然其辉煌的军旅生涯背后，却也承载着不为人知的家庭与个人牺牲。女儿在整理父亲遗物时，偶然翻开了那本抗日军政大学的笔记本，才得以更加全面地了解父亲的经历与心路历程。正如那本笔记本所言，父亲的一生到底承载了多少不为人知的故事？本文将带您走进刘忠将军的家庭，感受那份跨越时空的家国情怀。

  1906年，福建龙岩上杭县迎来了一个不凡的生命，他就是日后成为杰出将领的刘忠。在那个风雨飘摇的年代，贫穷像一座沉重的大山，压得人们喘不过气来。刘忠的家庭也是如此，每年的阴历年关，都是他们最难度过的时刻。债主们纷纷上门，催逼着他们还债，而家里却拿不出一分钱来。

  为了减轻家庭的负担，年幼的刘忠不得不早早地踏上了学艺之路，他选择了泥瓦匠这个行业，学徒的生活并不比在家里好过多少，他要忍受师傅的打骂，还需要面对被克扣工钱的困境。

  每当刘忠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家中，看到母亲林连秀那双充满担忧的眼睛，他的心里就充满了愧疚。母亲总是心疼地说：“儿啊，都是我们家太穷了，才让你受这种苦。但娘相信，你总有一天会出人头地的。”刘忠深深地记住了母亲的话，他在心里发誓，一定要改变自身的命运，让母亲过上好日子。

  1927年，南昌起义军的到来，为上杭这片土地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起义军英勇无畏的精神深深感染了刘永灿，让他看到了改变命运的契机。他不顾父亲的担忧和劝阻，毅然决然地加入了才溪乡农民协会，迈出了追求理想的第一步。

  1929年，福建龙岩上杭县才溪乡爆发了轰轰烈烈的农动，这给了刘忠一个改变命运的机会。他毅然决然地向母亲提出了参加革命的想法，母亲虽然心中担忧，但还是坚定地支持了儿子的选择。

  从此刘忠踏上了充满艰辛与危险的革命之路。他加入了红军，成为了一名勇敢的战士。在历经生死的考验后，他逐渐崭露头角，展现出了出色的军事才能和领导能力。

  当中央红军因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而被逼迫走上长征之路时，刘忠被调任为红军第一方面军第一军团司令部侦察科长。面对这个全新的挑战，他心中虽然有些忐忑，但更多的是坚定和决心。在时任军团参谋长左权的鼓励下，他勇敢地担起了这份重任。

  1934年，他被任命为第一军团司令部侦查科长，肩负起了更重要的使命。在红军长征的艰苦征程中，他带领侦察部队始终走在最前列，为红军主力部队提供了宝贵的情报和支援。从突破敌人的重重封锁线到强渡汹涌的乌江，从智取遵义城到四渡赤水的神奇转战，刘永灿和他的侦察部队都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。他们的足迹遍布长征路上的每一个关键战场，为红军的最终胜利立下了汗马功劳。

  1946年的春节刚刚落幕，那个年代的寒风大雪中，伍兰英的孩子不幸病倒了。尽管她自己刚刚经历了生产的艰辛，身体还十分虚弱，但母爱让她不顾一切地冲进风雪中，焦急地寻找着医生，刘忠听到消息后也心急如焚，他立刻骑上马背，顶着风雪狂奔，希望能尽快找到医生救治孩子。

  当医生终于被找到时，那匹载着刘忠希望的马却累倒在地，再也没能站起来。尽管他们付出了巨大的努力，但由于当时医疗资源的匮乏，他们的第三个孩子还是夭折了。

  连续失去三个孩子的打击对刘忠和伍兰英来说是难以言喻的。他们很少提及这些过世的孩子，仿佛每一次提及都会撕开他们心头那血淋淋的伤疤，生活的苦难并没有击垮他们，反而让他们更加珍视和关爱身边的每一个生命。

  当抗大三团的会计甄子明夫妇需要前往华中，但由于孩子还小没人照顾发愁，伍兰英得知此事后提出将甄怀志寄养在当地，由她来照顾。伍兰英经常去看望这一个孩子，还在他生病、满身褥疮、瘦弱不堪的时候，毅然将他接到自己身边，用保育费和自己的津贴来抚养他，照顾他。她甚至以自己儿子的名义送他去读书，直到甄子明夫妇回来领走孩子。

  在接连失去四个孩子的痛苦中，刘忠和伍兰英终于迎来了他们的第五个孩子，这一个孩子健康成长，给他们带来了无尽的慰藉。他们将对所有孩子的爱都倾注在了后面的几个孩子身上，但他们并没有因此而溺爱他们。相反他们以更严格的要求来教育孩子们，想让他们能够成为有益于人民的人。

  在解放战争的前夜，刘忠担任了八路军三八六旅的旅长，并热情参加了具有历史意义的上党战役。仅仅过了不到一年的时间，在民国35年5月，他就被任命为晋冀鲁豫军区第四纵队的参谋长。在这个新的职位上，他与陈赓司令员紧密合作，共同指挥了闻喜、夏县以及同蒲的一系列战役，均取得了显著的胜利。

  特别是在临汾浮山战役中，他们成功地歼灭了军自诩为“天下第一旅”的整编第一师第一旅，并活捉了中将旅长黄正诚。刘忠也因此被晋冀鲁豫军区授予战斗英雄的荣誉称号。

  在接下来的太原战役中，刘忠再次展现了他英勇顽强的战斗精神。从民国37年10月至民国38年4月，他率领六十二军参与了这场艰苦卓绝的战役。在激烈的攻防作战中，他们取得了毙敌1.5万余人、俘获敌军高级将领及官兵1.8万余人、缴获大量武器装备的重大胜利。

  在解放战争的最后阶段，刘忠又率领部队进军大西南。在、的指挥下，他们协同兄弟部队取得了成都、西昌等战役的胜利，并成功解放了西南地区。此后，他转任西康、川西军区司令员，继续为新中国的建设和保卫事业贡献力量。

  在整个解放战争期间，刘忠挥师转战华北、西北、西南三个战略区，行程近万里。他克服重重困难，率领部队共歼灭敌军7万余人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作出了巨大的贡献。他的英勇事迹和卓越才能不仅赢得了广大军民的尊敬和爱戴，也永远铭刻在了新中国的历史丰碑上。

  1950年，刘忠接到了任命为川西军区司令员的命令。此时远方的朝鲜战场上，抗美援朝的烽火已经点燃。刘忠内心深处渴望着能够亲自率队赴朝，与敌人一决高下。

  在同年10月的一个晴朗午后，一份突如其来的军委电报打乱了他的计划。电报中明确要求他即刻前往陆军大学，担任新的职务。刘忠拿着电报，心中五味杂陈。他自嘲地想，自己只读过三年私塾，如今却要去大学担任要职，这实在是出乎他的意料。

  尽管如此军人的天职就是服从命令。但刘忠的内心，仍然充满了对战场的向往。为了争取上前线的机会，他决定亲自去找贺龙、等领导陈述自己的想法。邓政委听后，深表理解，并建议他去北京找老政委聂帅和老主任罗大将寻求帮助。

  于是刘忠与妻子伍兰英一同踏上了前往北京的列车。在北京，他们受到了总参谋部军训部长肖克的热情款待。肖克耐心地听取了刘忠的想法，并承诺会向军委汇报。在等待回复的日子里，肖克还邀请刘忠夫妇在北京四处游览，以缓解他们紧张的情绪。

  半个月过去了，肖克带来的消息却让刘忠有些失望。军委仍然坚持让他去陆军大学就职。刘忠明白军令如山，他必须要服从。于是他收拾心情，准备在陆军大学开始新的工作。

  随着时间的推移，陆军大学经历了一次更名，刘忠的工作也逐渐步入正轨。然而就在这时，伍兰英却找到了他，脸上带着不满和困惑。她询问为何院务部下属单位众多，却偏偏将她安排在洗衣厂工作。

  刘忠看着妻子，耐心地解释道：“革命工作不分高低贵贱，都是为人民服务。洗衣厂的工作虽然看似简单，但也是革命事业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。你作为厂长，更应该以身作则，带领大家把工作做好。”

  伍兰英听后仍有些不服，她表明了自己也是经历过战火洗礼的军人，从未想过会从事这样的工作。刘忠见妻子如此固执，不禁有些生气。他提高了嗓门，严肃地说：“这是组织的决定，不是我这个做丈夫的意见。我当初也是从零开始有效学习的，不懂就学，边干边学。如果你不去，那就只能开除你的党籍！”

  伍兰英被丈夫的严厉态度吓了一跳，眼泪在眼眶里打转。刘忠见状，心中一软想到自己刚才的语气过于严厉了。他换了口气，轻声劝慰道：“兰英，你是个员，应该明白服从组织分配的重要性。我们一起努力，把这项工作做好吧。”

  在刘忠的耐心劝解下，伍兰英终于点了点头，默默地接受了这项新的工作任务。她决定从零开始学起，为革命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。而刘忠也深知妻子的能力和决心，相信她一定能胜任这项工作并取得优异的成绩。

  1960年，伍兰英荣获了“全国三八红旗手”的称号，这一荣誉不仅是对她过去努力的肯定，更是对她未来肩上重任的预示。在那段经济困难的时期，部队供给紧张，作为高等军事学院家属委员会主任，伍兰英毅然决然地站了出来。

  她领导着全院的干部家属，在广阔的院子里开垦荒地，播种希望，一时间院子里充满了生机与活力。在伍兰英的精心管理下，这些家禽不仅满足了大家自给自足的需求，更不可思议的是了不少盈余。

  伍兰英的辛勤付出和无私奉献，赢得了大院里孩子们的深深感激和敬爱。他们亲切地称她为“伍妈妈”。在日常生活中，刘忠夫妇总是保持着谦逊和低调。他们的女儿刘蒨在后来的采访中回忆道：“我的父母都是非常厚道的人。母亲出身农民，她对工农群众有着深厚的感情。院子里的老职工都是我父亲亲自招来的，每当他们去世，父亲都会亲自去家中慰问。”这种对普通人的尊重和关怀，深深地烙印在刘蒨的心中。

  在刘蒨的记忆里，家中总是充满着温馨与和谐。每当有修剪树枝的工人来到家里，父母都会热情地招待他们。递上烟或茶水，切上西瓜，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举动，却传递着刘忠夫妇对普通职工的深深关怀。

  时间荏苒，1979年，73岁的刘忠将军选择了离休。然而，他并未因此停止前进的脚步。古稀之年的他，决定提起笔来，撰写自己的回忆录。他希望能够通过这种方式，给子女们留下一些宝贵的精神财富，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，他却接连遭受了打击。

  伍兰英，这位一直陪伴在他身边的坚强女性，被诊断出患有心脏病和肺癌。她的身体健康情况每况愈下，但她的坚强和乐观却从未改变。当组织上考虑到她的心脏病，打算为她安装心脏起搏器时，她最初是坚决不同意的。她觉得自身已经年纪大了，不想给国家增加负担。

  在身边人的再三劝说下，她最终同意了这一决定。但她也向组织上提出了一个要求：“如果有一天我去世了，请把我的心脏起搏器取出来给别的患者用上。现在国家还不富裕，一个心脏起搏器近一万块钱，也不是个小数目。我已经退休了，想给国家减轻点负担。”

  1982年，伍兰英在临终前紧紧握着丈夫刘忠的手，深情地说道：“我先走了，三十年后我们在马克思面前重逢。”她还叮嘱子女们要热爱祖国、好好做人。20年后，刘忠将军也在北京逝世，追随他心爱的夫人而去，他们的爱情故事和革命精神永远铭刻在了历史的丰碑上。